2021中国绿色低碳城市指数TOP50报告（二）
(五)大城市能耗相对较高
节能减排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核心任务之一，对于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当前中国城市化加速，对能源需求提出了新挑战，因此标准排名将能源消费作为城市绿色低碳指数的关键指标，并通过人均城市供气量、人均城市集中供热量和人均碳排放量三大子系数进行阐释。
1.人均城市供气量
人均城市供气量是衡量城市能源消费的重要指标之一。城市燃气作为城市能源结构和城市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在城市现代化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中国城市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在改革开放以后快速发展。与此同时，改变能源结构、改善大气质量的问题，已经引起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随着上游输配管道长度的不断增加和下游用气需求量的持续攀升，中国的燃气行业规模不断扩大。从城市燃气的气源角度来看，城市燃气气源主要有人工煤气、液化石油气和天然气三大类。
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人工煤气、天然气、液化石油气供气总量分别为1.85万吨（23.15亿立方米）、1.12亿吨（1563.71亿立方米）、833.71万吨。
据人均供气量正态分布显示，2020年万人供气量处于37.6～656.13吨的城市数量最多，为107个，占比高达63.69%；处于656.13～1274.67吨的城市数量次之，为42个；其他19个城市的万人供气量均高于1274.67吨。
研究发现，2020年吕梁市的万人供气量最少，为37.6吨，周口市为67.12吨，朝阳市为77.38吨，成为万人供气量较少的3个城市。还有，驻马店市（84.08吨）和黄冈市（99.65吨）的万人供气量均小于100吨。
此外，2020年万人供气量较多的城市分别为绍兴市（2011.12吨）、常州市（2107.69吨）、淄博市（2503.55吨）、银川市（2572.74吨）、上海市（2701.14吨）、包头市（2853.44吨）、兰州市（2882.18吨）、天津市（3156.12吨）、西宁市（3836.52吨）、乌鲁木齐市（5095.63吨）和北京市（6221.94吨）。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市天然气供气总量为1330.15万吨（185.41亿立方米），其中销售量达1270.56万吨（177.95亿立方米）；液化石油气供应总量为31.83万吨，其中销售量达29.24万吨。
万人供气量较多的城市，通常是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和西气东输路线前端的城市。通常人工煤气由于成本高、气质差以及气源厂在生产过程中污染环境，正在逐步退出人们的视线；而天然气作为一种清洁、高效、便捷的能源更受青睐。目前，中国城市燃气消费结构进一步优化，已经形成了优先采用天然气的格局，城市燃气消费以天然气为主。
2.人均城市集中供热量
城市集中供热，是城市能源建设的一项基础设施。城市集中供热的优势主要有提高能源使用率、缓解环境污染问题、降低供热成本等。标准排名选取人均城市集中供热量作为衡量城市能源消耗系数的另一关键指标。
社会经济的发展推动着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而集中供热系统是城市系统中重要的基础设施，对于城市供热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蒸汽供热总量为65054万吉焦，同比减少了13万吉焦；热水供热总量为345004万吉焦，同比增加了17529万吉焦。
与此同时，城市热电联产集中供热的范围与规模不断扩大，2020年中国城市蒸汽供热能力达每小时10.3万吨；热水供热能力达56.6万兆瓦。
数据显示，2020年人均供热量小于3.22吉焦的城市有41个；处于3.22～6.43的城市有10个；处于6.43～9.65的城市有14个。
2020年人均供热量较少的3个城市为宿州市（0.01吉焦）、荆门市（0.13吉焦）、襄阳市为（0.3吉焦）。此外，人均供热量不超过1吉焦的城市还有驻马店市（0.47吉焦）、池州市（0.51吉焦）、南阳市
（0.53吉焦）、滁州市（0.58吉焦）、菏泽市（0.61吉焦）、黄石市（0.76吉焦）、许昌市（0.87吉焦）和渭南市（0.9吉焦）。
而大连市、包头市、乌鲁木齐市、哈尔滨市、西宁市、沈阳市和呼和浩特市的人均供热量均超过15吉焦，其中呼和浩特市超过30吉焦。
集中供热已成为中国北方地区供热的主流选择，目前在中国的北京、哈尔滨等城市中，已经初步形成了较大规模的城市集中供热网络。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集中供热面积逐年扩大，2020年中国城市供热面积为98.82亿平方米。
这也意味着，中国北方地区在冬季供暖消耗了大量化石燃料，其燃烧产生的污染物是引起雾霾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供暖锅炉由于治污设施运行不稳定，也会额外增加污染物排放量，容易出现区域性污染过程。
面对当前集中供热存在的诸多问题，通过全面合理规划、技术提升等措施，可以更好的促进城市集中供热发展。整体来看，环保、节能、适宜、有利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供热方式，将成为未来供热行业发展的方向。
3.人均碳排放量
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是中国对世界发出的庄严承诺。如期达成“双碳”目标，既是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以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选择。
根据联合国人居署的统计，城市消耗了全世界78%的能源，超过60%的温室气体排放来自城市地区，因此城市是开展碳减排行动和实施低碳发展战略的主阵地。
标准排名通过综合能源消费量测算人均碳排放量，没有公布该数据的城市标准排名通过用电量、供热量和供气量等进行测算（数据不全，小于实际碳排放量）。
据国家统计局核算，2020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49.8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2.16%。其中，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56.8%，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比重达15.9%，比2005年提升了8.5个百分点，对煤炭消费的依赖显著下降。
与此同时，2020年中国碳排放强度比2015年降低了18.8%，比2005年降低48.4%，超过了向国际社会承诺的40%～45%的目标，基本扭转了二氧化碳排放快速增长的局面。
标准排名监测的数据显示，2020年周口市以0.55吨人均碳排放量成为最低的城市，驻马店市以0.81吨人均碳排放量排名第二，信阳以0.85吨人均碳排放量位居第三。
此外，人均碳排放量较高的城市分别为潍坊市（21.42吨）、新余市（22.01吨）、济宁市（22.3吨）、马鞍山市（26.8吨）、唐山市（41.98吨），相对来说，属于工业密集城市，人均碳排放量高于20吨。
根据正态分布模型测算发现，人均碳排放量在0.45～4.59吨的城市数量最多，高达74个；在4.59～8.74吨的城市数量为29个，合计在168个监测城市中的占比约为61.31%。
根据BP世界能源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为98.94亿吨，较2019年增加了0.88亿吨。作为碳减排的主战场——城市如何才能实现绿色低碳转型？这就要求城市在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加快绿能替代的同时，构建城市低碳产业体系、绿色交通体系、智能家居体系、城市综合治理体系，建设绿色低碳智慧城市。
（六）废弃物再利用水平有待提高
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城市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增长很快，如何有效恰当的处理庞大的固体垃圾，事关城市经济发展、水资源、土壤资源和环境保护。因此，标准排名引入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量和人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作为衡量城市废弃物再利用系数的关键指标。
1.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量
随着经济飞速发展，中国的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一度呈现爆发式增长，人均固废排放量已经超过某些工业发达的国家和地区。
综合利用仍然是处理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的主要途径，部分城市对历史堆存的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进行了有效的利用和处置。近年来，受环保政策约束，各地对固体废弃物处理处置工作非常重视。2020年，中国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达36.75亿吨，综合利用量达到20.38亿吨。
从标准排名监测的168个城市来看，2020年铜陵的人均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量最高，为10.18吨；马鞍山次之，为8.83吨；排名第三的是晋城，为8.59吨。除了上述3个城市，进入人均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量前十的城市为新余市（6.75吨）、滨州市（6.54吨）、日照市（5.92吨）、池州市（4.96吨）、聊城市（2.8吨）、宜昌市（2.48吨）、铜川市（2.37吨）。
从正态分布的测算模型中可知，人均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量在0.01～1.03吨之间的城市数量最多，为43个；在1.03～2.04吨的城市数量居于第二，为25个；在2.04～3.06吨的城市数量居于第三，为9个。
上述数据显示，中国各个城市的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分布不均衡，区域差异较大，利用难度也大，这也增加了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再利用的难度。
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长期主旋律，一般及大宗工业固废的资源综合利用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抓手之一。
因此，宏观环境长期利好一般工业固废综合利用产业发展，各城市需要围绕自身的产业结构因地制宜，实现一般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的高技术含量、高品质、高性能及高附加值。
2.人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
垃圾是人类日常生活和生产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由于排出量大，成分复杂多样，如不能妥善处理，就会污染环境，影响环境卫生。因此，生活垃圾的无害化、资源化、减量化和社会化处理尤为重要。标准排名将人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作为衡量废弃物再利用系数的另一关键指标。
监测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为2.35亿吨，无害化处理能力达96.35万吨/日。目前，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厂在中国大部分城市建立。2020年中国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厂有1287座，同比增长8.79%。
数据显示，人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最大的城市是东莞市（0.47吨），海口市（0.45吨）排在第二，珠海市以0.44吨的人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位列第三。此外，人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较好的城市还有厦门市、西宁市、北京市、南京市、上海市、乌鲁木齐市、武汉市、广州市、杭州市和舟山市。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正态分布显示，人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介于0.048～0.096吨的数量最多，有65个城市；其次在0.096～0.144吨的城市，有35个；在0.144～0.192吨的城市，有22个；在0.192～0.24吨的城市，有26个。
值得注意的是，《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于2020年9月1日正式实施。固废法实施以来，重点领域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成效显著。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全面启动，各省（区、市）均已制定垃圾分类实施方案，垃圾分类习惯加快养成。到2020年底，46个试点城市垃圾分类居民小区覆盖率达到94.6%，回收利用率平均达到36.2%。
（七）噪声污染防治成为城市治理重点
《2021年中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报告》显示，2020年，全国城市功能区声环境质量昼间总点次达标率为94.6%，夜间总点次达标率为80.1%，与上年相比分别上升2.2个和5.7个百分点，城市功能区声环境质量总体向好；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等效声级平均值为54dB（A），昼间道路交通噪声等效声级平均值为66.6dB（A）。
此外，2020年全国省辖县级市和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生态环境、公安、住房和城乡建设等部门合计受理环境噪声投诉举报约201.8万件，其中，社会生活噪声投诉举报最多，占53.7%；建筑施工噪声次之，占34.2%；工业噪声占8.4%；交通运输噪声占3.7%。
生态环境部门“全国生态环境信访投诉举报管理平台”共接到公众举报44.1万多件，其中噪声扰民问题占全部举报的41.2%，位于各环境污染要素的第2位。
标准排名研究发现，运城的环境噪声声效等级仅为48.6分贝，成为标准排名监测的168个城市中最安静的城市；其次，宜昌排第二，为50.5分贝；排名第三的是六安，为50.6分贝；黄冈市以50.7分贝紧随其后。
环境噪声声效等级小于53的其他城市还有淮安市（51.4分贝）、淮南市（51.4分贝）、秦皇岛市（51.5分贝）、日照市（51.7分贝）、遂宁市（51.7分贝）、沧州市（51.7分贝）、洛阳市（51.9分贝）。
从正态分布测算的模型来看，环境噪声声效等级在53.2～54.32分贝之间的城市数量占比最高，为31个；在54.32～55.44分贝之间的城市数量占第二，为27个；在52.08～53.2分贝之间的城市数量占第三，为22个。
生态环境部数据显示，2020年为规范和指导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工作，全国共发布293份有关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规、规章和文件。为贯彻落实《噪声法》，各地积极开展声环境功能区划分与调整工作。2020年，全国有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393县级城市开展了区划工作。其中完成区划工作的地级及以上城市有61个，县级城市有353个。
此外，推进多部门协调配合，开展联合专项整治行动，共同推进噪声污染防治。2020年，全国噪声与振动污染防治行业总产值约120亿元，其中，产品装备产值约55亿元、工程及其他产值约65亿元。
在投诉量最高的生活噪声领域，多部门通力协作。比如北京市朝阳区生态环境局、房屋管理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委、街道办事处等多部门联合行动，解决商业经营场所水泵低频噪声、利用大音量音响招揽顾客扰民问题。再比如福州市发出“杜绝噪声污染共建宁静家园”倡议书，呼吁民众积极参与，共同降低广场舞噪声。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社会生活噪声处罚案件20662件，共处罚约1014.9万元。
（八）医疗卫生及教育体系有待完善
卫生教育是民生大计，标准排名选取卫生教育作为衡量绿色低碳城市的重要指标，并通过人口执业（助理）医师、大专及以上受教育人口数量和每万人拥有公厕指标来综合分析。
1. 城市人口/执业（助理）医师
医疗卫生服务需求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之一，具有明显的刚性消费特征。一座城市的医疗、公共卫生能力，是城市应对突发的自然或人为风险的保障，可维护社会的稳定运行。
衡量医疗、实力，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莫过于医护人员。随着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医疗需求日益增加。因此，卫生医疗资源持续增长，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尤为重要。故标准排名将城市人口/执业（助理）医师作为衡量城市绿色低碳水平的一个关键指标。
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中国共有执业（助理）医师408.57万人，同比增长超20万人。根据正态分布模型的测算，人口/执业（助理）医师在333～387人/医师之间分布的城市数量最多，为53个；在279～333人/医师之间分布的城市数量居于第二，为42个；在387～441人/医师之间分布的城市数量排名第三，为23个。上述三个区间的城市数量在监测的168个城市中占比为70.24%。
标准排名监测数据显示，2020年，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排名位于前三的城市分别为衢州（117人/医师）、淮北（138人/医师）和北京（184人/医师）。
其他进入人口/执业（助理）医师前十的城市还有重庆市（200人/医师）、太原市（208人/医师）、杭州市（225人/医师）、济南市（229人/医师）、西宁市（244人/医师）、郑州市（247人/医师）、昆明市（253人/医师）。
而广安市、驻马店市、泰安市、宜宾市、连云港市和达州市的人口/执业（助理）医师则超过500人/医师，达州更是高达648人/医师。
可以看出，不同城市的医疗资源、实力差异明显。对于一些城市而言，在医疗、公共卫生领域已经有了较好的积累，包括医疗设施以及医学人才；而对于一些城市而言，医疗发展仍处于“补短板”的阶段。
地方政府不能忽视城市的定位、发展阶段，合理评估人均医疗资源等公共服务水平，并在医疗体制机制上进一步深化改革，使得各级医疗机构、医务人员更好地服务市民。
2.每万人拥有公厕数量
城市公厕是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功能不断完善和城市文化的彰显，同时也是直接关系民众生活质量的指标之一，体现着城市管理者为民便民的服务理念。因此，标准排名引入每万人拥有公厕数量作为衡量城市绿色低碳水平的指标之一。
自2015年以来，中国掀起了“厕所革命”浪潮。2018～2020年，全国新建、改扩建旅游厕所6.4万座，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65%以上。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全国公厕总量达到16.52万座。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数据显示，2020年呼和浩特每万人拥有公厕数量达7.25座，位列首位；拉萨以每万人6.23座的公厕数量排在第2；包头公厕数量每万人5.49座紧随其后。
每万人拥有公厕数量大于2座的城市还有厦门市、无锡市、铜川市、阳泉市、天津市、北京市、哈尔滨市、西安市、长春市、上海市、常州市、昆明市、大同市和深圳市。
数据显示，每万人拥有公厕数量在0～0.73座的城市数量最多，达75个；位于0.73～1.45座区间的城市数量排第2，为56个。上述两个区间占监测168个城市比例达77.98%。
加强城市公厕规划建设管理，是改善城市人居环境的重要举措。随着城镇化快速发展，城市人口持续增长，公厕数量总体明显不足，管理水平不高。随着文明城市、绿色城市、花园城市等创建，希望未来在城市建设中，公厕的数量、质量、便利性和环保性都能得到提升。
3.省会城市人口受教育程度高
教育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而一个城市的受教育人口水平通常反映且直接影响了城市的经济发展潜力，同时也是城市历史底蕴以及文化传承彰显的关键指标。
不少城市都在努力提高自己的人力资源吸引力和竞争力，以期带动城市经济发展。因此，标准排名引用每十万人拥有大专及以上受教育人口数量这一指标作为衡量城市卫生教育系数的关键指标。
近10年来，中国受教育状况的持续改善，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以及扫除青壮年文盲等措施取得积极成效，人口素质不断提高。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人口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为21836万人。与2010年相比，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8930人上升为15467人。
数据显示，每十万人大专及以上受教育人口数量最多的城市是北京高达4.2万人，位列首位；南京大专及以上受教育人口数量排第二，为3.52万人；上海以3.39万人的大专及以上受教育人口数量排在第三。
其他进入每十万人拥有大专及以上受教育人口高于3万人的城市还有武汉市（3.35万人）、西安市（3.1万人）、太原市（3.09万人）、包头市（3.07万人）和呼和浩特市（3.03万人）。
值得注意的是，每十万人拥有大专及以上受教育人口较高的城市均是直辖市以及省会城市。这与省会的先天优势密不可分，毕竟省会的教育资源在一个省当中都是最好的。其次，城市经济越发达，区域中心度越高，吸引力越强，外来人口越多，城市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就越高。与此同时，城市的历史底蕴以及文化传承，也在教育吸引力上具有优势。
正态分布模型显示，每十万人大专及以上受教育人口数量在1.01万～1.42万人之间分布的城市数量最多，为56个；其次，在0.60万～1.01万人之间分布的城市数量居于第二，为40个；在1.42万～1.83万人之间分布的城市数量居于第三，为28个。
可以看出，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城市大都是省会城市以及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城市，总体教育呈现东西发展不平衡、城乡不平衡以及区域不平衡。可以预见，随着市民素质的提高，全社会对教育的重视，加强教育体制的改革，未来城市受教育人口数量会持续上涨。
（九）东西部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明显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论是一个国家还是城市，经济发展水平都至关重要。因此，标准排名引入人均地区总产值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衡量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两个指标。
1.人均地区总产值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下称“GDP”）为101.6万亿元，同比增长3.28%；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下称“人均GDP”）约为72000元，同比增长2.1%。自2019年以来中国人均GDP连续第二年超过1万美元。
标准排名对168个重点城市监测和调研数据显示，2020年约有66个城市的人均GDP超过全国人均GDP，在所有监测城市中的占比约为39.29%；有超过60%的城市人均GDP不及全国人均GDP。
相比之下，东南部城市的人均GDP要高于中西部城市。其中，无锡依托人口红利实现了16.59万元的人均GDP，独领风骚；北京以16.49万元紧随其后；上海以15.94万元夺得第三；南京人均GDP约为15.93万元排名第四；而2019年人均GDP突破20万元居于榜首的深圳，2020年人均GDP降至15.93万元，位列第五。2020年深圳人均GDP降幅如此之大的原因是年内常住人口增加超过400万人。
在前五甲中，位于东南部的城市就占了四个。其中，江苏省有两个城市上榜，这与江苏省整体工业较为发达不无关系。
人均GDP超过15万元的城市共有6个，比去年减少了4个，苏州排名第六。排名第七至第十六的是常州、珠海、杭州、东营、广州、扬州、宁波、镇江、武汉和舟山，这10个城市的人均GDP在13万～15万元之间。
人均GDP在10万～13万元（不含13万元）之间的城市共有16个，包括南通、厦门、青岛、福州、长沙、泰州、佛山、绍兴、济南、合肥、宜昌、芜湖、包头、嘉兴、天津和马鞍山。
标准排名研究发现，2020年人均GDP在5.35万～6.75万元之间的城市数量最多，为37个；其次，人均GDP在3.94万～5.35万元之间和区间6.75万～8.16万元之间的城市数量均为32个。在监测的168个城市中，安徽省阜阳市以2.54万元的人均GDP排在最后一位。
2.人均可支配收入
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另一指标为人均可支配收入。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189元，比2019年增长4.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1%。
标准排名对168个中国城市数据的监测和调研显示，2020年约有69个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32189元，在所有监测城市中的占比约为41.07%。这也意味着，有超过58%的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及全国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
总体而言，四个一线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远超其他城市。上海以72232元位居榜首，北京则以69434元居第二，深圳凭借64878元位列第三，而广州以63189元排名第四位。
除上述4个一线城市之外，苏州以62582元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位列第5位，南京（62546元）和杭州（61879元）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也超过6万元。
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5万元的城市共有23个。宁波、厦门、无锡、绍兴、东莞、佛山、珠海、舟山、嘉兴、温州、中山、常州、湖州、长沙、台州和金华等16个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均超过5万元。
从集中度来看，约有82个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万～3万元之间，有45个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3万～4万元之间，两者在标准排名全部监测的168个城市中的占比为75.6%。
值得关注的是，该项排名榜尾的周口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19143元，仅约为榜首上海的四分之一。
综合来看，东部地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要高于中西部城市。由于东部地区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是诸多领域的“试验田”和“示范区”，因此该地区城市经济发展一马当先，并保持领先地位。不过，随着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区域之间的城市发展差距将不断缩小。
（十）七成以上城市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不足7000元
财政税收管理调节着城市经济的全面发展。在城市建设中，财政管理的作用不可忽视，不管是城市的教育医疗，还是市政建设、污染治理、环保投入等，都离不开财政税收。
因此，标准排名引入人均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人均市政公用设施建设投资额两大系数来衡量城市的财政管理情况。
1. 人均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标准排名对168个重点城市数据的监测和调研显示，一线城市的财政管理能力较强。
其中，上海以人均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83万元拔得头筹，厦门以2.62万元居第2位，北京以2.51万元列第3位，而深圳则以2.19万元居第4位。整体来看，上海、深圳、北京这三个一线城市的差距不大。而2020年广州的人均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9187元，不足万元，位列第32名。
财政收入被视为一个行政区域的重要硬实力，决定着该区域在城市建设、民生支出等方面的投入。上海、深圳、北京等一线城市，由于人口集聚效应，整体的财政收入总量更为可观。
人均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进入前十名的城市，除上述4个城市之外，还有武汉（1.92万元）、苏州（1.81万元）、南京（1.76万元）、杭州（1.75万元）、长沙（1.63万元）和宁波（1.61万元）。
这些城市中，上海、苏州、杭州、南京、宁波等均位于长三角地区，而深圳、厦门等位于东南沿海，武汉、长沙位于长江中游城市群，仅有北京位于北方地区。
标准排名研究发现，人均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超过1万元的城市数量约为24个，占所监测城市的比重为14.29%。
此外，据正态分布显示，2020年人均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在1621～4293元之间的城市数量最多，高达70个，占所有监测城市的比重为41.67%；在4293～6965元之间的城市数量为53个，占所监测城市的比重为31.55%。
而渭南市以1622元的人均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位居168个城市的最后一名，与排名第1的上海相差17倍，这也反映出财政收入存在地域不平衡性。
有分析指出，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和以北京为代表的京津冀地区，是目前中国经济最活跃、最具创新精神、综合实力最强的都市圈。而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城市群是仅次于上述三个城市群的第四极。因此，上述区域，自然也诞生了诸多财政收入较高的城市。
2.人均市政公用设施建设投资额
随着中国居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城市化进程的逐渐加快，对城市的各类公共基础设施有了更高要求。市政公用设施是城市的基础骨架，不但反映着城市的管理水平和文明城市建设，更是城市居住环境品质的重要体现。因此，标准排名引入人均市政公用设施建设投资额作为探究城市财政管理的另一关键指标。
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城市用于供水、供气、供热、轨道交通、桥梁建设、园林绿化、市容环境等市政公用设施建设投资额达2.2万亿元。
标准排名监测的168个城市数据显示，2020年杭州以7374元人均市政公用设施建设投资额位居首位。其次，北京以6861元排名第二，西安以6495元位列第三，南京（6374元）和武汉（5666元）紧随其后。
人均市政公用设施建设投资额大于3000元的城市有21个，除上述城市外，还有成都（4706元）、珠海（4194元）、厦门（4024元）、长沙（3997元）、郑州（3930元）、济南（3640元）、宁波（3434元）、福州（3371元）、九江（3297元）、绍兴（3288元）、天津（3226元）、合肥（3167元）、株洲（3153元）、呼和浩特（3075元）、重庆（3034元）和东营（3002元）。
这些城市中，北京、天津、重庆均是直辖市，西安、南京、武汉、成都、长沙、郑州、济南、福州、合肥、呼和浩特均是省会城市，珠海、厦门、宁波等属于经济特区。
一个强有力的中心城市，对一个省的意义，不仅局限于交通、产业、经济的聚集，更重要的是人才虹吸效应。在各省普遍打造“强省会”的大环境下，提升中心城市首位度，提高公共服务优势能够吸引到大量人口，同时更严重的“城市病”也随之而来。而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的改进可以缓解城市的拥堵，自然省会城市和经济发展较好的城市在公共设施投资额度较多。
综上所述，标准排名依据人居舒适、绿色交通、空气质量、水治理、能源消耗、废弃物再利用、环境噪声、医疗教育、经济发展和财政管理十大指标，再通过25个细分指标系数分值，汇总测算得出《2021中国绿色低碳城市指数TOP50》。
由于篇幅所限，标准排名未能将168个地级市绿色低碳指数的25大系数原始数据一一公布，仅选取入选2021中国绿色低碳城市指数TOP50的城市以及最能代表绿色低碳城市指数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市政公用设施建设投资额、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人均城镇废水污水排放量、人均碳排放量、人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环境噪声声效等级和每万人拥有公厕量等9大系数原始数据予以公布，以供参考，同时展现该评价的客观性与公正性。
四、“2021中国绿色低碳城市指数TOP50”的特征
（一）南方城市领跑绿色低碳指数
《2021中国绿色城市低碳指数TOP50》报告显示，深圳以93.3的绿色低碳指数摘得桂冠，北京和厦门分别以92.1和90.9的得分排名第2位和第3位。
数据显示，深圳2020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4878元；人均市政公用设施建设投资额2866元；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为15平方米；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2.7；人均城镇废水污水排放量109.7吨；人均碳排放量为6.9吨；人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0.4吨；环境噪声声效等级为56.2分贝；每万人拥有公厕量2.0座。
北京2020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9434元；人均市政公用设施建设投资额6861元；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为16.6平方米；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3.8；人均城镇废水污水排放量87.4吨；人均碳排放量为8.6万吨标；人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0.4吨；环境噪声声效等级为53.6分贝；每万人拥有公厕量2.8座。
2020年厦门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8140元；人均市政公用设施建设投资额4024元；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为14.6平方米；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2.5；人均城镇废水污水排放量70.9吨；人均碳排放量为2.2万吨；人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0.4吨；环境噪声声效等级为55.9分贝；每万人拥有公厕量4.3座。
可以看出，绿色低碳指数排名前三的城市，在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市政公用设施建设投资额、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人均碳排放量、环境噪声声效等级和每万人拥有公厕量等指标方面各有优劣。例如，深圳在人均可支配收入、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和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方面具有优势且排名靠前；北京在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市政公用设施建设投资额、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等方面和环境噪声治理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厦门则在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人均碳排放量、每万人拥有公厕量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根据标准排名的评价方法，绿色低碳指数大于80的城市还有广州（89.5）、上海（89.5）、杭州（87.8）、舟山（84.7）、青岛（84）、武汉（82.4）、福州（81.1）、海口（80.1）、昆明（80.1）等9个城市。
值得注意的是，广州和上海、海口和昆明分别以89.5和80.1的绿色低碳指数并列第四和第十，但各个指标表现不同。2020年广州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3189元；人均市政公用设施建设投资额1906元；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为23.3平方米；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3.5；人均城镇废水污水排放量115吨；人均碳排放量为9.2吨；人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0.3吨；环境噪声声效等级为55.7分贝；每万人拥有公厕量0.9座。
而上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2232元；人均市政公用设施建设投资额1905元；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为9.1平方米；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3.6；人均城镇废水污水排放量89.1吨；人均碳排放量为3.5吨；人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0.4吨；环境噪声声效等级为54.2分贝；每万人拥有公厕量2.3座。
可以看出，广州在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和空气质量方面更有优势。而上海在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碳排放量等方面更有优势。
2020年海口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5025元；人均市政公用设施建设投资额1641元；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为12.3平方米；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2.1；人均城镇废水污水排放量70.2吨；人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0.5吨；环境噪声声效等级为57.5分贝；每万人拥有公厕量1.7座。
而昆明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1858元；人均市政公用设施建设投资额1933元；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为12平方米；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3.1；人均城镇废水污水排放量71.3吨；人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0.3吨；环境噪声声效等级为53.9分贝；每万人拥有公厕量2.1座。
同样可看出，海口在空气质量和人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方面更有优势。而昆明在人均可支配收入、环境噪声治理等方面更有优势。
绿色低碳指数在75～80之间的城市数量为27个，分别为重庆、西安、南京、宁波、成都、哈尔滨、温州、嘉兴、常州、湖州、长沙、贵阳、拉萨、无锡、东莞、芜湖、南宁、佛山、郑州、铜陵、珠海、绍兴、西宁、黄山、张家口、台州、金华。
绿色低碳指数在70～75之间的城市数量为22个，分别为合肥、长春、太原、兰州、银川、呼和浩特、镇江、济南、丽水、衢州、天津、南昌、南通、惠州、大连市、资阳、东营、沈阳、日照、临沂、乌鲁木齐、石家庄。
在《2021中国绿色低碳城市指数TOP50》中，北方城市整体排名较为靠后，仅有北京、青岛进入前十。上榜的北方城市为22个，在上榜的61个城市中占比为36.07%。这些城市是：北京、青岛、西安、哈尔滨、拉萨、郑州、西宁、张家口、长春、太原、兰州、银川、呼和浩特、济南、天津、大连、东营、沈阳、日照、临沂、乌鲁木齐、石家庄。
